2006年《汉武大帝》热播，而2007年一开年，《大明王朝1566———嘉靖和海瑞》就引起了观众，电视界和史学界的关注。该剧的制片人兼编剧是曾创作过《雍正王朝》等剧的著名编剧刘和平。

他告诉记者，最初，几个海口的朋友找到刘和平，想让他写一个关于海瑞的剧本，他也觉得海瑞这个人有意思，就来到了海口，古称广东琼州，海瑞的家乡。刘和平在海口住了一阵子，拜祭了海瑞墓，研读了海瑞的大量资料，这让刘和平有了创作冲动。本子最初叫做《大明王朝海瑞传》，后来他发现光写海瑞一个人不足以表达当时的一个时代，当时的一个大明王朝。这和当时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很像。黄仁宇当时也发现，光靠张居正一人无法表达万历年间的大明王朝，于是后来《万历十五年》里涉及的人物颇多，变成了万历年间的一部关系史。刘和平的情况也有些类似，他说：“我通过了海瑞的眼睛认识了嘉靖，认识了严嵩，认识了胡宗宪，认识了当时的宦官集团。”于是后来就有了现在的这部《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

　　他们都陷在命运的困境中
　　大抵讲帝王的历史剧，讲的大多是开国兴朝的明君，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银幕上都很多。或者要么是腐朽昏庸的亡国之君，宋徽宗、崇祯皇帝，也有不少戏。这次《大明王朝》可算辟了一条蹊径，选了一个冷门皇帝。但是刘和平说，嘉靖是一位地位相当微妙的君王，在他的历史观中，明亡始于万历，嘉靖晚年是明朝有代表的转型期，嘉靖代表了汉民族高度集权的中央封建体制发展的尾声。

　　比起那些论文治武功的电视剧，《大明王朝》的人物设定显得相当复杂———皇帝没有昏明之分，正德帝既无子嗣又无兄弟，大臣只得迎正德的远方侄子来继位。嘉靖继位之初，诛江彬，革税制，颇有作为。但嘉靖是个大孝子，为了他父亲兴献王的名分，和大臣闹了七年别扭，并因此赌气二十多年没上朝。但即使如此，直至嘉靖晚年，他仍将朝权军权牢握于手，不问世事，但并非看不清形势。临终前他没有将皇位传给他的儿子而给了裕王，即之后的隆庆帝，隆庆靠嘉靖留给他的一批大臣，海瑞、高拱、张居正等文官，有了明王朝最后的昌平盛世。

　　剧中的大臣也无忠奸之辩，海瑞、严嵩父子、胡宗宪、裕王等等，都各有各的坚持与妥协。刘和平称这是他采用的一种新的叙述结构“太极结果”。在叙述的时候，他不去设定人为的情节，他自己都不知道故事会往哪里演变。在整个故事中，嘉靖代表太极中阴的一面，海瑞代表太极中阳的一面，而其他众臣，则是太极图周围的八卦。八卦一发动，就要变爻，这些变数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人人都陷在命运的困境之中。作品中没有创作者的立场在里面，刘和平认为，这才是人生。

　　中国人向来有以史资治的习惯，从2000多年前就设史官，每个朝代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订正史，明君榜奸臣谱一目了然。当然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历史当然有用来资治的必要，特别在中国这个重视正统与道统的国家，前车之鉴，无论是真实的或是臆造的，都有拿来当作教科书的必要。而到如今，即使一部电视剧的面世，外界在一边讨论其历史真实性的同时，一边在讨论其资治的意义。传言《大明王朝》里清流与皇室的对抗已经被人称为“官场教科书”。

　　但刘和平始终坚持《大明王朝》只是他创作的一部文学作品，主要的意义在于文学性和精神性。“人们向来以历史论成败，以文学论精神。史学探讨的是如何资治，而文学不是，文学是要赋予历史以本质真实，赋予历史以一种精神。”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书是《史记》，司马迁的历史叙述中有很多文学元素。而在司马迁之后的二十四史，文史便分开了。梁启超当年说，“一部二十四史，无非二十四姓氏家谱尔。”而往后的民众，大多数正在将这些家谱当作正史来读。刘和平的意思是，他正在做着通过文学元素还原历史真实性的努力，尝试关于帝王将相的另一种不论功过、只论人性的表达。在采访过程中，刘和平一直强调精神的意义，而非资治的作用。这种努力的效果如何暂且不论，至少我们应该尊重他这样一种努力，当年的《海瑞罢官》，已经成为了那个年代一部非常敏感的剧本。而现在，为何还不能静下心来好好读一部文史作品，却非要考究其官场斗争在如今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

　　繁荣和病态:热门明史的反思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朝统治的封建王朝，它被两个强大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朝代夹在中间，这是一个相当特殊又复杂的朝代。而恰恰在这个特殊又复杂的朝代中，印刷术已经相当普及，使这个朝代有大量的材料流传下来。而这个朝代又是一个文化事业相当发达的年代，明清的曲词以及白话小说，大多都是现实主义作品，这得以成为研究明代的重要辅助资料。

　　但是这个朝代，却是过去说得很少的一个朝代。原因之一，恐怕是它没有出一个扬我国威的君主，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更符合长期以来的历史评价标准。

　　明朝的君主，大多个性复杂，朱元璋的残暴好杀、成祖的伐叔夺权还好说一点，宪宗的恋母情结、孝宗的演员情结、世宗的虐待倾向、熹宗的木匠情结，根本就是摆不上台面的事情。明朝的宫廷政治也同样复杂，随着宰相之职被废，宦官集团对文官集团的冲击，使得明朝的宫廷斗争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一种空前激烈的地步。明朝的每一代权臣，基本没一个有好的下场。一部明史，本身就是帝王将相的一种另类叙述。

　　而这个过去说得很少的一个朝代，到如今却越来越有热门的趋势。大抵从上世纪末，《万历十五年》在成书20年之后，忽然在中国成为一部畅销书。而近年来，关于明史的作品越来越多。光《大明王朝》，刘和平写了一部，去年央视也在播另一部同样叫做《大明王朝》的大型连续剧。

　　明朝是汉族封建王朝统治的最后代表。刘和平说，他之所以写《大明王朝》，就是想反思这样一种封建集权统治。新文化运动之后，对于封建集权统治，只是批判，并没有人真正看过这样一种统治。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大河文明之上的王国，如此大的一个农业国，生存依赖于水利灌溉，如果没有一个高度集权的统治，其结果势必就是为了抢夺资源、抢夺生存环境天天打仗。所以历史需要这样一种政权，但是高度的集权在特定时期又可能带来高度的腐败，明朝中后期这样的腐败发展到了极致。因此明朝的重点在于这个朝代的病态，在于这个朝代所酝酿的转身。明史的热门反映了中国人对历史和传统病态部分的觉悟。并不是文采武功才代表了中国历史和文化，明朝的病态背后是中国封建集权统治脆弱与坚强最后的统一。

　　刘和平在《大明王朝》中提出解决明朝政治问题的方法仍然选择了海瑞作为代言，他认为用“道统”的思想来解决“正统”问题带来的弊病，以海瑞“从道不从君”的个性维护王朝的清明。但是这也不是问题解决的根源，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样一种道德的维系使得王朝的纪律制度仍始终操控在少数人手里，即使操控在海瑞手里，也未必有济于事。同时明朝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政策，对于中国从宋代开始高度发达的经济累积，创伤是致命性的。但是从刘和平的“检察中国的官僚制度，不是否认中国全部文化”的做法来看，明史热正向一个有意义的方向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