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倭寇”条说：倭寇是指“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这个条目其实很有问题，明代嘉清年间东南沿海的“倭寇”，首当其冲的代表人物就是王直，这个被称为“倭寇王”的人物，其实是一个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徽州商人。他本姓汪，在海上搞走私贸易风险大，为了避免连累家属，隐去真姓，改名为王直。开国皇帝朱元璋定下来的规矩：“申禁人民无得出海与外国互市”，成为历代皇帝必须遵守的“祖训”。林仁川在《明代私人海上贸易与“倭寇”》认为，“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是一场中国内部的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这个论断可能还有待完善，但是毫无疑问，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视为“倭寇”，王直集团也故意给自己披上“倭寇”的外衣，他们其实是“假倭”，而“真倭”的大多数却是王直集团雇佣的日本人，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在明时骚扰中国沿海的大股流寇，不仅有日本人，还有中国人，甚至极有可能是日本人的领导者。

　　王直后来于嘉靖三十五年被胡宗宪招安，但是后来胡宗宪变卦，王直被斩首。但王直的死，并没有使“倭患”消停，恰恰相反，激起他的部下极大的怨恨，疯狂的报复，“倭患”愈演愈烈。值得一提的是，“倭患”在史料中不再被提及，是到隆庆年间。隆庆元年，明穆宗及其辅政人臣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民前往西洋、东洋贸易，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

　　弹劾严嵩父子之谜

严嵩被扳倒，并不是因为嘉靖皇帝最终看透了他贪赃枉法的真面目，事实上还是倒在权力斗争之下。嘉靖四十一年，邹应龙因避雨进入太监房中，攀谈中，听说皇上请道士蓝道行扶乩，得到这样几句神仙的旨意：“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耳”；“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沉迷于道教的皇帝，对蓝道行的扶乩深信不疑，遂有意罢去严嵩。“帝有意去嵩”，这是一个政治信息，也是一个机密情报。时不可失，机不再来，邹应龙以为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连夜赶写洋洋千言的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皇帝正要除去严嵩父子，邹应龙的奏疏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口实，于是圣旨下达：勒令严嵩致仕，严世蕃逮入诏狱，提升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民间戏曲常常把邹应龙描绘成攻倒严嵩父子的英雄，其实此人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是摸透了皇帝“有意去嵩”的心理后，投其所好，果然正中下怀。而买通蓝道行的，正是觊觎首辅之职的徐阶。

　　严世蕃入狱，买通三法司的官员，在定罪书上写进弹劾严嵩父子的沈炼、杨继盛，以便激怒皇帝，得以死里逃生。三法司官员把严世蕃的定罪书送交内阁首辅徐阶审定，果然强调处死严世蕃为沈炼、杨继盛抵命。徐阶深知皇上脾性，这种写法必然触怒皇上，是“彰上过”———彰显皇上的过错，因为处理沈炼、杨继盛都是以皇帝圣旨名义发出的，为沈炼、杨继盛翻案，就意味着皇帝以前的圣旨是错误的，那样不但不能置严世蕃于死地，反而会祸及林润及其他弹劾严氏父子的官员。经过徐阶修改的三法司判决书，强调的重点是与皇帝毫无关系的罪状：“谋反”、“通倭”。上面如此写道：严世蕃与罗龙文一起诅咒朝廷，构煽狂谋，招集亡命之徒几千人，操练兵法，妄图谋反，并且准备“外投日本”云云。平心而论，严世蕃咎由自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谋反”、“通倭”却是不实之词。这不是真正意义的弹劾与审案，而是在耍弄权术。

　　果然皇帝对于严世蕃“谋反”、“通倭”十分震惊，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皇帝降旨：批准三法司的拟议，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判处严世蕃斩首，抄家，黜革严嵩及其孙子为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