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正在湖南卫视热播。一家地方台播出的电视剧竟然引起全国关注，其中必有缘由。记者对该剧总制片人兼编剧刘和平进行了采访——
《大明王朝》展现的是中国封建史上商业经济十分发达、手工业作坊经济十分发达、市井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也是中国封建史上商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时代。土地兼并使得大量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贪墨横行使大明朝的统治濒临崩溃的边缘。全剧以“倒严”为主要线索，全面展现了这一时期的一幅幅历史画面——从朝廷到各级官府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从官场到商场波谲云诡的尔虞我诈，忠勇的官兵和忠义的百姓风起云涌的抗倭之战；国与家命运的休戚与共，敌和友关系的错综变化，大情大我和小情小我的矛盾交织在这里折射出历史精神的伟大理想和人生命运的严酷现实。一批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海瑞、嘉靖、严嵩、严世藩、徐阶、高拱、张居正、胡宗宪、戚继光、李时珍等，从历史如烟的迷雾中有血有肉地向我们清晰地走来。
希望观众耐心看下去
《大明王朝》播出10多集了，“嘉靖年间太监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改稻为桑”的情节设计等所谓的“硬伤”，在观众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的网友甚至提出“真实的历史已经很精彩，不需要再加以虚构”。
刘和平表示自己在网上看过一些评论，他说，“现在我出来解释不合适。电视剧才播了十几集，等观众看到后面，一些误解自然就消失了。比如，太监有没有那么大的权力，等观众看到后面才能发现‘真相’。”
刘和平还强调，“如果每件事，我都按照史书记载写出来，那它肯定不是历史剧，而是历史学了！我这不是跟观众叫板。看历史剧，就应该看这部历史剧是不是传达历史之神？它对历史文化的真实和历史精神的真实有没有走样？如果一个人看文艺作品的时候，却拿着二十五史对照下来，这样就没有所谓的历史题材作品了，《三国演义》、《水浒》等也都没有了。”刘和平郑重地说，“我这个《大明王朝》就是文学作品，只不过这样的文学作品常被人视为历史剧而已。历史剧本来也是文学作品，它不是历史教科书。你们不会把我归类到历史教科书和史书类里吧？”
相信会让一些人感同身受
《大明王朝》开播以来，收视率呈稳步上升的趋势，这和剧集情节慢慢引人入胜、冲突纷争线索越来越明晰不无关系。刘和平介绍，《大明王朝》播放10集时，电视台和有关方面做过调查，结果显示：政界、学界、商界等方面的观众较多，而且他们对该剧基本上持喜欢和肯定的态度。
“不同年龄层，不同生活圈子的、不同学历的、不同爱好的观众、读者，都有自己偏好的文艺作品。《大明王朝》肯定也有一个受喜欢的观众群。”刘和平说，自己是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史和哲学史下过功夫的，写东西也是比较严谨和认真负责的，这样一来学术界看了首先不会反感，至少认为是在认真创作。另外，这部戏写了很多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写了很多为人之道，这在今天这个商业社会里，肯定会让一些人感同身受，引起共鸣。
刘和平满意地说，“我做了与这些观众心灵沟通的准备，所以我觉得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我。但我也非常希望更多的青少年观众来看这部戏。”
整体艺术上超《雍正王朝》
从写作到拍摄完成，《大明王朝》花费了刘和平3年的心血，对于剧本的每一个细节，他都字斟句酌，看了他剧本的人都认为，他的这部作品已经超越了当年的《雍正王朝》。刘和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自己超越了我自己当年。”
“我只能拿我自己的作品在说话，”刘和平说，“《雍正王朝》的剧本是我写的，我自己是不是有提高我自己知道。就像那一年我在读初中，现在在读高中了，我的文化水平应该要有提高。”
刘和平认为，随着近10年电视剧的发展，《大明王朝》在二度创作的艺术层面上也比《雍正王朝》有了提高。“以张黎导演为首的主创班子以及这部戏的演员们，在技巧、经验、觉悟上都比当年有了进步，所以我说这部戏在整体艺术高度上要超过《雍正王朝》。
明朝的历史值得深思
电视剧开播后，某网站开始连载刘和平的同名小说《大明王朝1566》，刘和平表示，“对比被各界拍摄、戏说最多的汉、唐、清等朝代的历史剧，明史的作品并不多见，明朝对我来说存在了很多爱憎交织的情感，”
“今天是向科学、民主、自由发展的时代，再回过头来看明朝，对封建专制的体制肯定是憎的态度，要不然我也不会弘扬海瑞的那种精神，向封建腐败官场全面宣战。”刘和平说，“爱的方面是，苦难产生伟大的民族。一个民族越是苦难的时候，它的文明往往越会产生非凡的亮点。《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昆曲、医学《本草纲目》等等，都是出自明朝，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明朝相对而论，手工业作坊经济最发达、市井文化最繁荣，我们在看待民族历史的时候，应该分清哪些值得我们自豪，哪些是我们应该扬弃的。”
■相关链接·史家说
《万历十五年》中的海瑞 古怪的模范官僚
1587年阳历11月13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任所与世长辞。他是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对他的生平行事应该如何评论，人们曾经发生过尖锐的争执。
这争执一直延续到多少年以后还会成为问题的焦点。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20两，不够殓葬之资。
然则在法律教条文字不及之处，海瑞则又主张要忠实地体会法律的精神，不能因为条文的缺漏含糊就加以忽略。
海瑞从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
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他说，他充当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诉讼，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只有少数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这斟酌的标准是：“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确实与“四书”的训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并在公庭判案，上距“四书”的写作已经两千年，距本朝的开国也已近两百年。
与海瑞同时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摘自《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