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热播使兴起于2006年的“明史热”进一步升温，借助电视这个大众媒体，“票友”治史的成果得以体现，也让厌倦了清宫戏的观众找到一个新的寄托。对于喜欢从历史中探讨政治得失的国人来说，明朝这最后一个由汉族统治的传统中央集权封建王朝无疑更值得探究。
中国影射史学向来发达，当人们在揣测《大明王朝》到底和当下有多少联系的时候，作者刘和平却并不认为自己的剧本有何“影射”，而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塑造人物。于是，我们看到了执著于练道修玄却牢牢控制着政权的嘉靖，还有以理想主义道德楷模出现的海瑞，向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发出震古铄今的挑战。一众臣僚官宦，演绎出人性的复杂和多样。
樊树志说得好，一本书，一个电视剧出来，大家都在联想，它到底写的是什么。这是很不好的事情。《大明王朝》能激发大家去关注一下那个朝纲不振、吏治腐败，文学却异常繁荣的时代，就足够了。(钱亦蕉)
虚构的大明很真实
符合艺术真实，观众才会接受，我不是写给有考据癖的人看的。
撰稿／钱亦蕉(记者)
作为湖南卫视2007开年大戏的《大明王朝1566》，在激烈演绎了嘉靖末年的一段历史风云后，于1月底迎来了大结局，也赢得了观众和专家的良好口碑，据悉具有独播权的湖南卫视将安排在春节期间进行重播。同时，剧中的一些虚构情节也引起了明史爱好者的争议，记者采访了该剧的编剧兼制片人刘和平，对里面的一些关键情节和疑点进行了解读。
嘉靖与海瑞
新民周刊：《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与海瑞是两个核心人物，你曾经说嘉靖和海瑞分别代表着阴阳两极，怎么理解？
刘和平：这是从文学作品(剧本)的结构角度来说的。编剧的艺术就是结构的艺术。我这部作品是太极结构，嘉靖与海瑞就好比太极图当中的阴阳鱼，其他严嵩、徐阶、张居正等人就是周围的八卦。阴阳鱼一发动，周围的八卦也跟着动。选择了这样一个结构，编剧主观的东西少了，人物自身的特性来决定逻辑走向。所以我说这次写这个戏没有提纲，没有事先给人物强加定位，而是在太极结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下，人物行为发生的。从人物本身来说，海瑞确实属于至刚至阳，从来不用阴谋；而嘉靖20多年不上朝，避居西苑，练道修玄，也给人至阴至柔的感觉。嘉靖作为皇帝的行为方式不是堂堂正正的，当时除了严嵩，很少有人能面见嘉靖，他躲在黑暗中，却知晓天下的一举一动，而那些站在阳光下的人却看不出他，行为方式很阴。这两个人恰巧出现在同一时期，于是产生了这个太极结构，这是我的感悟。
新民周刊：历史上把嘉靖列为昏君，这部电视剧塑造了一个与传统概念里不同的嘉靖，是不是为他翻案？
刘和平：现在的历史学家一般都不定他为昏君，《明史》是清人修的，对他贬得比较多，但也部分肯定了嘉靖。“大礼议”事件之前还不错，后来20多年虽然不上朝，但不等于不理朝政。其实，嘉靖一朝已经试图推新政，“一条鞭法”等隆、万大改革，在嘉靖朝已经有了；面对抗倭，他也坚定不移。我觉得嘉靖不能用昏君来解读。现在电视剧里表现的嘉靖更符合现当代明史学家对他的研究和理解。
新民周刊：海瑞一直被当作理想主义的道德偶像，在剧中你也延续了他这样的形象，但为什么你又说他是“封建官场的恐怖分子”？
刘和平：明朝封建官场腐败，潜规则大于显规则，但海瑞从来不搞潜规则，动不动就搬出《大明律》、《大明会典》来说事。他们这些从上到下的大多数官员，所作所为都经不起检验。海瑞时时处处按显规则办事，而且要求上级下属都要这么做，人家没法活了，引起了恐慌。大家恨不得他赶快走，甚至有人上疏为他求升迁职位，只为他能离开——怕了他，让他走。特别是官做大了以后，万历十二年，清算张居正，海瑞任南京右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长。海瑞要来南京的消息传来，每个人都把自己家的朱门刷成了黑门，以致南京黑漆的价格翻了十倍。可见海瑞这个人，只要跟他一起共事，都要产生恐慌。但这是在官场，在民间，他是老百姓的“青天”。在淳安，从古到今多少任县官，只有海瑞，百姓造了海公祠纪念他。
假设历史
新民周刊：历史上海瑞基本上没有清算严嵩，现在电视剧中海瑞成了倒严力量，如果没有海瑞，严嵩会倒吗？
刘和平：现在电视剧里面也不管海瑞多大的事，海瑞是参与了浙江的审案，但他审得的供词被嘉靖付之一炬，没有直接导致严嵩倒台。有没有海瑞，严嵩肯定都要倒。严嵩的倒台是因为玩潜规则到了一定阶段，无法收拾了，很多人都想倒严。
新民周刊：海瑞在1566年上疏批评嘉靖遭祸，如果没有徐阶等人帮海瑞说情，嘉靖会杀海瑞吗？
刘和平：说不定。徐阶等人不是作为一个个人存在的，而是代表着道统的力量。中国的封建体制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正统，你是朱家的皇储，不管贤与不贤、孝与不孝，都做皇帝；另一个是道统，就是孔孟之道，这个意识形态是用来约束皇帝的，来制约正统的。海瑞是道统的象征和代表，士大夫阶层一定会支持海瑞；而且他又代表弱势人群在说话，力量很大。徐阶等人都是坚持道统的，这时候一定要有态度，所以要帮海瑞说话。嘉靖面对道统，也很孤立，所以海瑞不能乱杀，不像后来崇祯杀袁崇焕还能假立一个通敌的罪名。那个时候，严嵩已经倒台，掌权的都是以道统自居的人，给海瑞立的罪名是“子骂父”，嘉靖也不想遗骂名于后世。再说他那时身体也不太好了，最重要的是祖宗的江山社稷，这也是他有所顾忌不杀海瑞的原因。其实，海瑞、嘉靖，他们都生活在困境中。
新民周刊：改稻为桑是电视剧前半部分的主线，而这并非历史真实，你为什么要这样假设呢？
刘和平：这个情节是虚构的，但情节背后却是真实的。第一，当时江南土地兼并厉害，地都集中在少数大田主手中；第二，当时太湖流域手工棉纺业发达，兼并稻田种棉田的现象很普遍。最尖锐的社会矛盾就是商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冲突，成为动摇政权的资源，我写改稻为桑这个情节就是为了体现这样的矛盾和冲突，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历史学家认可这个假设的原因。假设情节只是为了推动剧情发展，重要的是背景都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新民周刊：有人说毁堤淹田的事，那时的官还不敢这么干，你设计这些情节是为了讽谏当下的反腐倡廉？
刘和平：类似毁堤淹田的事，那时应该有。土地兼并的背景下，比如大田主在上游，他可以控制水源，天旱也不放水下来，等汛期，又用大水淹，下游的小农户没办法了，他就逼你卖田。历史记载当时豪绅控制水源的情况很多，所以我这个是建立在历史背景下的虚构。贪污腐败这样的事，在明朝很严重。当时像织造局等等都是官督商办，比如制造瓷器的官窑，从瓷泥到技术到渠道，都是官方控制的。我写这些不存在影射，如果说今天与那时有相像之处，只能说明这个腐败的传统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我们。历史与今天惊人相似，是人性原罪的惯性使然，不简单是体制问题。
新民周刊：《大明王朝》中有一个人物很令人感兴趣，他就是李时珍。在一般观众的心目中，李时珍是民间神医，千辛万苦著述了《本草纲目》。在剧中，他与海瑞成了知交好友，这段经历是真的吗？
刘和平：李时珍并不只是平民医生，他医术那么高明，必然出入王府，为贵族看病。他曾经是太医，因为反对嘉靖帝食用丹药而离开皇宫，至于与海瑞有没有关系，无从考证。我这样写，是想塑造这么一个人，当所有的人都在困境中时，他是超脱的，神龙见首不见尾，就像一股春风，这个人就是李时珍。
男人戏中的女人
新民周刊：这是一部男人戏，但里面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女人——芸娘、李妃和齐(齐大柱)妻，为什么塑造了这些人物？
刘和平：只有男人，没有女人，怎么能构成世界？所以即使这是一部以男人为绝对主角的戏，也必须设计一些女性角色。本来我还想把女人写得更多一点，比如芸娘，可以色彩更丰富一点，但因为扮演芸娘的演员王雅捷还接了另外一个戏(担任主角)，所以很多地方只好省略了。
新民周刊：剧中芸娘是大老板沈一石花了20万两白银买来的，这个价格是不是太贵了？
刘和平：我这是“明知故犯”。我当然知道那时买一个女人不要这个价，几千两已经很贵了，但是如果写几千两，今天的观众会觉得太贱了。20万两，是为了给现在的观众一个感觉，说明这个女人贵，让他们大概有这个概念。为了今天的观众能更好地体会，我把数字都放大了，包括里面的国民收入也是这样。符合艺术真实，观众才会接受，这是我的选择。考证历史，才知道这是贵了，但我不是写给有考据癖的人看的。
海瑞只是一个偶像？
海瑞的一生传奇而伟大，让人叹服，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
撰稿／当年明月
说来我也写了几次海瑞了，每次都不相同，倒不是我有多大的能耐，只是因为这位仁兄实在是很难用一篇文章概括的。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海瑞同志的基本情况。
海瑞，男，生于公元1514年，家庭贫困，三岁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母亲一个人养育他，秉承再苦不能苦孩子和读书改变命运的意念，海瑞母亲对他的教育从来没有放松过。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海瑞从小也很用功，拼命读书想考取个功名，不过很可惜，他是个很平凡的学生，似乎也没有多少悟性，考了足足二十多年，胡子一大把，到了三十七岁，才考中了一个举人。
按照明代规定，举人也是可以做官的，不过必须得等，等到现任官员死得多了，位子空出来了，举人们的机会就来了，海瑞的机会不好，流年不利，那几年官员死得不多，他足足等了四年，才混到一个位置——福建南平的教谕。
教谕也就是个教委主任，这是一个清水衙门，具体说来就是啥也没有，只能靠死工资过日子。可就是这么个没有人愿意去的衙门，海瑞倒是干得津津有味，他严格要求学生，每天督促学生们好好上课，为了纪念这个古板的老头，学生们慷慨地给予了他一个外号——海阎王。
南平的学生们最终熬到了解脱的一天，海阎王由于在教育战线上的卓著表现，被上级派到浙江淳安担任知县。
这下轮到淳安的官员们倒霉了，因为明代官员的工资很低，正一品官员每个月才八十多石米，而海瑞县官的工资是七石五斗，他老兄是县长都只能拿到这个数，下面的官员就更不用说了，于是官员们发扬自己动手、不等不靠的精神，发明了各种捞钱方法，日子过得相当滋润。但是海瑞一到淳安就颁布规定，所有的灰色收入一概不要，大家一起艰苦奋斗吧。
他的号召获得了积极的响应——大家都不干了。辞职的辞职，调走的调走，反正就是不在这里呆。可是海瑞实在厉害，大家都走，他就一个人干。县长、办公室主任、公安局长、教育局长，全部一肩挑，门门精通，一专多能。
后来他去了兴国，仍然当他的县令，虽然那里是一个穷地方，但穷地方也有穷地主，穷恶霸，也有他的用武之地。他开始推广在淳安的先进经验，恶整了那批鱼肉百姓的家伙。
再后来的事情人尽皆知了，他去了京城，上了那封著名的《治安疏》，把嘉靖皇帝骂得狗血淋头，文中有很多经典语句流传至今，比如“天下人不值陛下久矣”等等。
那么，海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要承认，海瑞是一个好人，他太好了，对老百姓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他惩治恶霸地主，毫不留情，为人清廉。
他是个清官，但如果你认为他只是个清官，那你就没有真的了解他。因为海瑞最大优点固然是清廉，但他最大的特点却是执著。太执著了，执著得到了偏执的地步。在他的思想中，所有的人都应该和他一样吃馒头咸菜，几件破衣服，几口破箱子当所有的财产。不管在官场上受到了多么大的排挤，多少人的陷害，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理想。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却也是他最可悲的地方。
张居正曾经说过，他不会任用海瑞，因为海瑞虽然清廉，却办不成事情，因为他过于理想化。事实证明，张居正完全正确，他成为了伟大的改革家，因为他懂得变通和妥协，而海瑞没有。
海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代表着人类的最高道德。老百姓无比崇拜他，走几百里地，只为了看他一眼，他的画像被贴在门口，因为大家认为可以拿来当门神避邪。他成为了清官的代名词，他的光辉直到今日还没有散去。然而也就到此为止了，他除了得到名声之外，并没有能够做什么事情，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海瑞的一生——他是一个偶像。他代表着绝对正义和绝对道德，他是所有人学习的榜样。可是绝对的道德和正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市场，至少在大多数人那里没有什么用武之地。所以海瑞的永远只属于海瑞，他的一生传奇而伟大，让人叹服，却是一个悲剧，不折不扣的悲剧。
大明那些人
《大明王朝》中的人物在历史上究竟是怎样的面貌？应该给予怎样的评价？
撰稿／钱亦蕉(记者)
电视剧《大明王朝》围绕着两个标志性人物嘉靖和海瑞，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图卷，而胡宗宪、严嵩、徐阶、严世蕃、张居正、裕王、李妃等著名人物也纷纷现身剧中，为这一云谲波诡的历史风云平添了重重悬念和引人入胜的戏剧冲突。
然而，文学艺术与历史真实之间毕竟有一定距离。这些人物在史实中到底是怎样的面貌？应该获得怎样的评价？《新民周刊》邀请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央视“百家讲坛”《明十七帝疑案》主讲人)、十年砍柴(专栏作家，《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作者)、李亚平(自由撰稿人，《帝国政界往事》作者)等明史专家来细说点评这些历史人物。
胡宗宪
公忠体国，老成持重。他是严党用以支持权势的筹码，肩上却扛着大明的江山和百姓。
毛佩琦：胡宗宪是主持抗倭的将领，有一定功劳。但他也是严嵩门生，官场行贿也少不了。这个电视剧有点美化他，不过本质上把握还算准确。胡宗宪毕竟不是抗倭最前线的。
十年砍柴：他很能干，电视剧在这点上表现得比较真实。胡宗宪特别善于搞人际关系，精通权谋，明规则、潜规则，他都懂，是个亦正亦邪的人物。很会混，用今天的说法就是很会“捣浆糊”。对于这样的人做简单的道德评价很困难，本质上不能说是好是坏。史书记载，当时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到底下去，与别人都处不好，唯独与胡宗宪能合作。胡宗宪是个做事的人，在明朝当时的环境下，只有把上面弄好了，才能干事(比如平倭寇)。当时朝纲不振，从上到下都存在这种“灰色”贿赂，平时都这么干，要查了，就都是行贿受贿。历史上的抗倭将领，主要就是胡宗宪、谭纶、戚继光和俞大猷四个人。胡宗宪死得很惨，严嵩倒台后，他受牵连被捕入狱，最后在狱中自杀。这是个悲剧性人物，我很同情他。
李亚平：史书上说他“豪爽有大志”，有志略，非常有才干。事实上江浙一带的倭寇是平在胡宗宪手上，不是平在戚继光手中。戚继光大概相当于他统率的军队里的一个师长，是胡宗宪发现、培养的一个将领，后来戚继光又到福建沿海清扫倭寇。所以说，平倭的前线最高指挥官是胡宗宪，但是后来历史上对他肯定得不多，这可能是因为胡宗宪本身存在着另外两个问题。第一，他生活上极其奢侈糜烂。明朝的官员薪俸很低，他这样的浙直总督，一年的工资只有今天的10万人民币。而他的生活奢华，可能超出了吃花酒的领域，收入来源不能不叫人怀疑，这也是被历史学家们所诟病的。第二，就是他与严嵩的关系。当时他还只是个相当于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科员这样的小官，但又很有抱负和想法，他选择的办法就是不遗余力地攀附严嵩。史书记载他派遣给严嵩送礼的人“络绎不绝”。江浙一带很富饶，胡宗宪尽力收集各种字画古玩，送给严氏父子，这里面很可能有巧取豪夺的。这个人为人不坏，任总督期间虽然豪奢，但也急公好义，与著名文学家徐文长是好朋友。我个人认为中国人(排除意识形态影响)对历史评价大体上是公正的，之所以后来对胡宗宪的评价不高，可能与前面说的两点有关。有人非常赞赏电视剧里重新塑造了胡宗宪，但我认为那恰恰是本剧的败笔，历史人物应该有立体感，不应塑造“高大全”的人物，有缺点的好人才让人感动。
严嵩
一部《明史》将他定为奸臣之首。他的书法今天仍高挂在诸多名胜之上。这位执掌内阁二十年的首辅，给后世留下多少历史之谜。
毛佩琦：严嵩是个很复杂的人。他很有才华，做了不少好事，主持朝政多年，要保证各方平衡，处于矛盾的漩涡。他是坏在儿子手里，说他是“奸臣”，很多史学家不以为然。《明史》不一定评价准确。
十年砍柴：传统上道德评价的观点，严嵩是奸臣。但现在不能再这样贴标签。他为什么会成为贪官？史书上说严嵩“颇著清誉”，字写得好，文章也好，但早年官场不得意，在南京做吏部尚书。明朝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在南京做官，级别虽高，却是闲职，没什么权。直到后来嘉靖要修《宋史》，才把他调回北京，后来入了内阁，官至礼部尚书，直至首辅。我想任何一个人为官一开始总想好好干番事业，没人天生是坏的。嘉靖朝有个著名的“大礼议”事件——嘉靖当上皇帝完全是偶然，只是因为前朝皇帝没有儿子，才选择了他这个“小宗”继位。可是他当上皇帝后，却要为自己的亲生父母争名分，提出要尊生父为皇帝，后来又提出要入太庙。你可以想象，这是完全不符合祖规礼制的，一开始严嵩和其他臣子们一样，也表示反对。后来嘉靖说是遵循孝道云云，严嵩就变了，不再反对。一般都认为严嵩“柔媚事君”，比如有一次皇帝赐道冠给夏言和他，夏言要做名臣自然不愿戴，严嵩喜滋滋地戴在头上，还在外面笼上了纱以免弄脏。不过我认为在当时那种制度下，要生存，不可能与皇帝对着干，所以这是不可苛求的。严嵩主要干的坏事是杀了夏言、杨继盛、沈炼等忠臣，还有就是败在他的儿子严世蕃手上。皇帝为什么用严嵩？第一严嵩听话，虽然嘉靖在“大礼议”事件中赢了，但也不轻松，所以想逃避，就需要又听话又有能力的人。第二严嵩名声不好，皇帝就比较喜欢，有缺点，有把柄，他就好控制。皇帝最怕的就是像夏言、张居正这样的人，有人格力量，又能干，能成为群臣领袖，皇帝难以对抗。而严嵩与主流价值观不符，嘉靖其实很喜欢他，即使严嵩后来被贬回江西，嘉靖对他还是非常留恋，也不杀他。杀严世蕃是因为严世蕃做得过了，皇帝是不允许任何一个家族做大的，而且不杀他不足以平众怒。
李亚平：严嵩富有才华，书法成就很高，至今，北京的六必居、什刹海等地的匾额还都是他写的字。只是因为他后来成为奸臣了，所以美术史上就没有他的记载了。严嵩在诗词文学上的成就也很高，诗文清丽婉约。我个人认为他的面目会变成后来那么糟，有两个人要负责任，一个是嘉靖，一个是严世蕃。嘉靖是个极端自私、冷漠的人，这从他对妻子、臣子、太监全无体谅可以看出。嘉靖朝发生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壬寅宫变”——16个女孩(宫女)一起策划要勒死皇帝，反证这个皇帝确实该死。在嘉靖的威逼下，严嵩应该是背了一些黑锅的。另一方面，严世蕃也为他爸招了祸。严世蕃公开在民间叫嚣，任何一个官职都要通过他们严家，人们当然会把坏事也归到他们头上。不过，要替严嵩翻案，我觉得证据不足。首先，杨继盛、沈炼等人被关被杀，都是因为弹劾了严嵩。其次，严世蕃恶事做得太多，娶了27个妻妾，惹了众怒，而这些严嵩不会不知道，他也默许了。严嵩当时的工资大概是1000石，大体上2石值1两白银，那就是500两白银，相当于现在的10万人民币，再加上住房补贴、医疗补贴等等，还有皇上的赏赐，一年的总收入应该在10万到20万之间。但是后来严嵩倒台，抄家抄出了多少钱。现在看北京的湖广会馆多大呀，原来就是他的住所，而且才是严府的十分之一。还有各种古玩字画，朝廷让文徵明的儿子去看了3个月，才鉴别完。文徵明的儿子高兴坏了，说以前只是听说的那些名画，现在全看到真品了。《柳如是别传》里面说柳如是在南京买一幅名画，要800两银子，是钱谦益给她付的钱，可见名画自古就贵。而严嵩出身贫寒，哪来的这些家业？一个字，贪。这个是洗刷不去的。所以，我不喜欢电视剧里面严嵩对胡宗宪说：老夫一生没收过多少钱。天下没有只贪赃不枉法的人。
严世蕃
他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也是个目无法纪的恶徒。他的死应了一句“罪有应得”的俗话。
毛佩琦：严世蕃很聪明，严嵩处理不好的事，就会问严世蕃，严世蕃比较会体会圣意。但是他贪得厉害。
十年砍柴：高阳说，严世蕃是“天下之大才”。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我想是性格决定命运，严世蕃这个人性格不好，太张扬，聪明过头了。嘉靖皇帝的旨意往往很简单，喜欢叫人猜，严嵩看不懂的，严世蕃却能看懂。史书记载他在家里纵酒，连父亲辈的亲友都被他灌酒，可见他目无尊长。他不怕皇上，说：“任你燎原火，我自有东海水”。后来被流放到雷州半岛，却和罗文龙一起逃了回来。当时三司(相当于现在的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和中纪委书记)一起给严世蕃定罪，说他害死忠良等等。徐阶就问，你们是要他死还是要他活？他们说，当然要他死。徐阶说，那就不能这么写，因为这些事都是皇帝同意的，说他有罪不是等于说皇帝被人利用了嘛。于是徐阶就改了罪名，捏造说严世蕃与倭寇勾结……这是很荒谬的，等于说为了结果的正义，牺牲了程序正义。真是明朝制度文化的可悲，需要用非正义的手段来追求正义。
李亚平：严世蕃是个天才类型的人，古代典籍他能倒背如流。嘉靖是个比较重视大臣长相的皇帝，严嵩就长得比较高大挺拔，仪表堂堂。可惜严世蕃长得一点不像爸爸，像妈妈(史书上说她妈妈比较“丰腴”)，是个胖子，个子也不高，而且一只眼睛还有点不好，所以嘉靖看不上他。这就造成了他的心理阴影，举止张狂、变态，和人一起喝酒，揪着人耳朵灌酒，不讲长幼之序。还有一点，他对天下官缺肥瘦知道得一清二楚，当时是首辅一个人拟票，所以任何一个官员的举荐都要通过严嵩。严嵩不收钱，严世蕃收钱，做了很多贪赃枉法的事。
徐阶
韬光养晦，不张扬，在嘉靖朝这么多对抗严嵩父子的力量当中，只有他是成功的。
毛佩琦：徐阶是很有能力的人，但他的更多功绩是在隆庆(嘉靖后)时期。电视剧里面徐阶表现得不突出，只是与裕王的联系很密切，其实在历史上，太子是无法参与朝政的。
十年砍柴：中国到了明嘉靖这个时代，科举已经很完备了，有可取之处。当时以科举制为基础的文官制度非常成熟，所以走到这一位子(内阁首辅)上的人都很能干，徐阶可以说是明朝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标准的精英官僚。他非常适合这个体系，前面提到的那些人到最后都没有好下场，只有他还能保身，说明他确有过人之处。虽然儿子兼并土地，但他个人还是比较注意操守。我个人最佩服徐阶。
李亚平：我觉得嘉靖朝是大明朝的转折点，乾隆皇帝说明朝亡是亡在万历，其实嘉靖时社会风气变得特别坏，主要就是在严嵩执政的那20年，跟皇帝的个性缺陷有关。徐阶是个喜欢玩弄权术的人，他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这个人不容易，是勾践式的人物，卧薪尝胆，最终把严嵩弄倒。章太炎对徐阶不以为然，说他是好玩权术的政客，这个评价不一定公正。徐阶与严嵩周旋了那么多年，拍马奉承肯定是有的，但看不到他做什么坏事。徐阶倒严时，叫来专案组的人，看了审讯报告，然后换上自己早已拟好的报告交上去，这个程序是完全不对的。这说明他在政治上的不择手段。后人为徐阶说好话，我想是因为徐阶担任首辅后，匡正国家弊病，还为不少严嵩时代的冤狱平反昭雪，启用了一些官员，使乖张的嘉靖安静下来。据史载，徐阶担任首辅后，嘉靖四十一年到四十五年，明朝特务组织锦衣卫出动得越来越少，这些奠定了徐阶正面人物的形象。嘉靖帝死时的遗诏也是徐阶起草的，写得很好。但不可否认徐阶也是贪官，他原是清贫之家，后来徐家却成了松江地区最大的地主，对他家的土地有三种不同说法，最少的一种也有6万亩。他弟弟是当地一霸，三个儿子中的两个为恶多端。所以徐阶退休后回松江老家，海瑞不顾恩情“修理”他也是有道理的。
张居正
他是裕王的老师，是一代名相，却也引来诸多评议。
毛佩琦：他在这段时期还没有什么突出表现，隆庆以后，他才成为左右朝政的力量。在电视剧里，比较其他重臣，他还是资历最浅的一个。不过张居正、高拱等人都是在嘉靖朝培养出来的。
十年砍柴：电视剧把张居正的入阁时间提前了。其实他那时候就是陪太子读书，倒严时还只是五品官，嘉靖死后，他才入阁。等到他独揽大权，那是在万历1573年时期了。
李亚平：在历史上，张居正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才崭露头角。徐阶老谋深算，他自己与严嵩死掐，却让张居正冷眼旁观，这肯定是他们师生之间有关照和默契的。张居正当时是国子监“常务副校长”，徐阶安排他做裕王的老师，打下了深深的伏笔。嘉靖帝驾崩，徐阶起草遗诏，也与张居正商量(这时张还没有入阁)，这事惹火了高拱。嘉靖死了以后，张居正才三级跳入阁担任要职。
裕王
他是皇帝的儿子，是将来的皇帝，却天生懦弱，无能或许成了他最大的优点。
毛佩琦：嘉靖相信“二王不相见”，所以他很少与裕王打交道，两人长年不见面，甚至裕王生了孩子都不敢告诉嘉靖，两人合不来。裕王当时没有参与政治，而且嘉靖一直没有封太子，所以皇帝继承人一直不明确，也造成裕王不敢造次。等到裕王登基，隆庆时代，明朝改革，对外贸易全面开放，他能放手用人，还是不错的。
十年砍柴：裕王就是后来的隆庆帝，懦弱仁厚。他爸太厉害了，长期不立太子，不确立地位(当时还有一个景王)，所以他一直有危机感。上头有父亲，有严嵩，又想培养自己的班底，不敢放开，非常矛盾。人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弱了点。裕王当了皇帝后，还行，让大臣们发挥才干。所以说，皇帝不要太能干，而是要知人善用。
李亚平：裕王很特殊，他脾气好，对权力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所以放手让徐阶等人去做，他不管事，这倒反而好了。在嘉靖底下长年的压抑恐惧造成隆庆帝接见群臣时经常讲不清话，与成化皇帝口吃不一样，他是属于心智发育不完善，所以不愿上朝，很多话让大学士替他说。还有，这个人对女孩子特别感兴趣，所以隆庆时期民间春宫图特别发达。他好女色，没有心思当皇帝，手下大臣又特别能干，到后来张居正把高拱挤掉后，实现了16年的改革大治。
李妃
她是平民百姓之女，又是帝王家的嫔妃。她成就了张居正的大业，却也毁了张家。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人？
毛佩琦：对于李妃的塑造，电视剧太夸张了，明朝有规定王妃是不能参政的。可能是想在这部男人戏里面突出一点女人的作用吧。李妃起大作用是要到万历初年，她与张居正共同扶植万历帝(当时只有10岁)。
十年砍柴：李妃是个很厉害的人。她本来是小商人的女儿，天上掉馅饼，让她当上了王妃，后来还当上皇太后。她非常聪明，特别有手腕，跟孝庄皇后有点像。她把万历帝托付张居正，迎来万历前十年的强盛。后来万历帝为了自己的阴暗童年，要向张居正报复，她却不管了，忙着筹办另一个儿子潞王的婚事。抄了张家，正好办婚事。
李亚平：明朝朱元璋规定皇家子弟只能娶清白人家的女孩，所以自永乐帝后，代代王妃都是民间选的。李妃的父亲是泥瓦匠，没有读过书，是逃荒到北京西郊的，可以推想李妃也不可能读过什么书。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女孩，像电视剧里描绘的那么深明大义，那么有政治智慧，很离谱。她的两个弟弟都很不争气，其中一个揽了制军服的活，结果偷工减料，冻死了戚继光手下的士兵，后来被张居正压下了，才没有闹大。李妃与张居正家关系很好，张死后，却抄了张家。她听儿子说张家有百万两白银，就同意抄了，其实只有10万两。当时能制止万历的只有李妃，但是她没有。
宫廷戏和票友治史
千万不要以为，娱乐化的史学叙事必定能增进我们对历史的了解。
撰稿／汪 伟(记者)
宫廷戏“正说”，有多正？
从前宫廷戏最喜欢拿清代说事。顺治因为汉族美女董小婉出家的故事，康熙的出身之谜，雍正帝位的合法性，他的暴死，乾隆下江南的风流韵事连带统治术(平衡以和珅、刘墉、纪晓岚为代表的臣子的技巧)，光绪及其母亲慈禧太后的悲剧，末代皇帝宣统的前半生……戏说完了正说，正说完了戏说，产生了不计其数的电视剧。从娱乐匮乏到娱乐至死，都和清宫戏脱不了干系。老百姓津津乐道，到了21世纪，清代宫廷轶事普及的程度，和白蛇传这样的民间传说已差不多。
以“戏说”为特征的清宫戏，有一种低龄和反智的倾向。琼瑶女士的清宫剧《还珠格格》是最好的代表。低龄和反智也是眼下电视娱乐的一般特征，最火热的选秀节目都从琼瑶剧中吸收了营养，这是清宫戏对中国娱乐产业的巨大贡献。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戏说”突然从一个中性词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宫廷戏，尤其是清宫戏太泛滥了，很多人，尤其是自认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一部分电视观众，腻歪坏了。电视剧编剧想出一辙。于是贬抑“戏说”，提倡“正说”，常常听到他们阐述编剧思路时，冒出一些讽世之说。好像人心大坏了，正需要电视剧的匡扶。宫廷戏的重点从爱情转移到了权力，挑选演员的趣味也发生了变化：从前一些大眼睛的男女小孩都渐渐销声匿迹，长胡子的形象渐渐占据了电视荧屏。
衡量宫廷戏匡扶人心的业绩标准，还是收视率。汉武帝的“盛世”和“武功”，正中愤青之意，有一段时间，网上常常看得到“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的叫嚣。可惜生命力不长，甚至比不上唐宫廷戏的持久不衰。武则天的故事毕竟深入人心，她的权力生涯和后宫生活千百年来都是观众臆想的中心。围绕这一点，后来产生了《大明宫词》这样据说是莎剧风格的唐朝时装剧，还有狄仁杰探案一类的悬疑剧。前者满足了一小部分人对电视剧品位的苛求，后者满足了大部分人对剧情的渴望。
尽管“正说”了，我们都知道，宫廷戏的本质并没有变化。和所有电视剧一样，宫廷戏的本质是娱乐。低龄和反智是一种痒处，严肃和正说是另一种痒处。不看电视剧，对大多数温饱之后的国民追求的有品质的生活，并没有影响。更何况，古装泛滥的电视，总是让人沮丧的。从清宫到唐宫汉宫，到底有多少区别呢——这顶多说明我们的当代生活太紧张，太现实，缺乏可以娱乐的元素罢了。
娱乐化的票友史学
《大明王朝》是明朝宫廷戏，自然也是强调“正说”，据说在反腐方面还格外有道德寄托。我不知道有多少官员每夜守着湖南卫视接受道德教育，更不知道这种教育的成效如何。不出意外的话，我想，应该都很有限。
相比较而言，明史票友们治史的成果，比明朝宫廷戏的教诲价值要大得多。今时今日，但凡识几个字，还在追求上进的文科青年，大抵都知道“十年砍柴”、“当年明月”这样的网名，更努力时髦一点的，可能还读过他们的书。据说《明朝那些事》、《皇帝、文臣和太监》和《帝国政界往事》这些史学票友的著作，销量都颇可观——虽然赶不上《品三国》、《论语心得》一类大红大紫，和学院派明史著作而言，毕竟不可同日而语。
票友治史渐成规模是这几年以来的事情。多年以前，毕业于复旦大学的股市操盘手姜鸣写过一本晚清海军史——《龙旗飘扬的舰队》，曾经很是轰动。这部著作其实很专业，很学院；轰动之处在于票友操刀，而且有功力，有见地，出乎很多学院史学学者的意料。票友治史的另一个先行者是《炎黄春秋》的主编吴思，恰好也是颇有斩获的股民。记者出身的吴思不甘传统大报的沉闷生活，早早退出体制，一边炒股一边写小说，闲来写一些读史的心得，不管是《潜规则》还是《血酬定律》，都独辟蹊径，有所发现，激励了许多后学。
中国古代治史的主流是史官的著述。因为涉及到对权力的评价，著史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史官某种程度上有世袭的性质(司马迁的父亲也是史官)，他们秉笔直书的动力，一部分来源于家族信誉。权力至高如皇帝者想干预历史的书写，有时候也不得不受到史官家族传统的抵制。因为这个原因，司马迁受了腐刑的羞辱，但不愿意自杀，他要完成《史记》。他笔下的汉武帝形象自然不大妙，但是汉武帝对他没有办法。
治史从国家权力解放出来之后，民间学者也著史，然而危险的程度并没有稍减；清人治《明史》曾经引发了牵连广泛的文字狱，就是一例。皇权覆灭之后，治史的权力从国家机器过渡到了研究机构。史学在学科分类中属于基础性的人文学科。治史是一种专门的学问，需要长期的学术训练。政治权力变成了一种知识权力。平常人等，仍然被排除在了史学的门外。
票友治史的出现，说明跻身学院不再是研究历史必不可缺的条件。史学票友们自然是很强调写作的娱乐性的，和学院史学相比，这是票友们的强项。他们用娱乐化的叙事赢得了市场。
从这个角度来说，票友治史和百家讲坛属于同一种性质。票友们的成果大抵类似读史心得一类，也得不到学术界的承认，但对有些温饱之余仍在追求有品质的生活的读者来说，他们打算增进一点历史知识的时候，总算是多了一种选择。
票友为何热衷明史？
清宫戏在宫廷戏里面一枝独秀，票友治史也有侧重，明史就是眼下的热点。
从前的知识分子，对明朝向来是不大佩服的，尽管文官集团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超过其他朝代，但一般认为，流民建立的明朝，其统治者也有鲜明的反智倾向。
朱元璋发明了一种羞辱性的刑罚，大臣触怒皇帝，动辄被扒去官服，交由太监打屁股，称作“廷杖”。明太祖“以重典驭臣下”，历史学家黄仁宇称他为了“维持高度的中央集权”不惜采取“恐怖政治”：“朱元璋在历史上曾主持政治整肃4次，时在公元1376年至1393年之间，被检举的对象有政府高级官员、高级将领、公费学生、寻常百姓、各处地主，以及家族首长……一种含糊的道德上之罪名即可置人犯于死地……”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称明太祖其人“自私惨刻”，“不仅大权独揽，而且小权也要独揽”。为了巩固皇权，对开国功臣大加杀戮。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以“擅权植党”被处死，“胡党”被安上“通倭通虏”和“谋反”的罪名，开国功臣及其家属前后被株连有3万多人。
樊树志认为，特务政治也是朱元璋的一大创举。尽管有都察院负责监察官员，明太祖又另设检校和锦衣卫，直接对皇帝负责，监视官员一举一动。“胡惟庸案”之后13年，锦衣卫指认大将军蓝玉谋反，连坐处死者达1.5万人之多，将朝中将领几乎一网打尽。
明太祖的残忍刻毒，一部分变成了朱氏王朝的集体性格。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中说，“经过这4次整肃之后，从此中枢不设宰相，迄至明亡，国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出面主持。所有言官，即监察人员，有权检举施政不法之处或官僚机构中不循常规之处，必要时也可向皇帝诤谏。他们若含默不言算是疏忽职责，然则言官并不因为建言，即可无罪而置身于刑罚之外。有明一朝有不少言官因为执行职务时冒犯了皇帝，御前不赦，而死于监狱。”
很多谏言的大臣是被廷杖而死的。受刑者轻则皮开肉绽，重则当场毙命，朱元璋和他的子孙最喜用廷杖来惩治违背皇帝意志的官员。明武宗朱厚照一次廷杖大臣30名，打死或伤重不治者11人之多。他的堂弟、《大明王朝》的主角嘉靖皇帝朱厚熜也曾一次拘禁大臣134名，其中16人死于廷杖。
对历史学家来说，明朝皇帝不仅凶残，而且喜欢毁灭历史证据，掩盖真相。黄仁宇又说，但凡牵连广泛的大案，“当案情结束之际，皇帝也以各项罪名将各审判官处死”。明代的专制尽管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但惨案发生的时候，史官不敢实录，法令严峻，民间也不敢记载，历史的真相就渐渐消埋。
明代的历史因此极其曲折。从皇室到文官集团，常有血腥的权力斗争。黄仁宇称明代治国重道德而不重技术，尽管有郑和下南洋的壮举，但是整体却停滞不前。令人扼腕的是，这个时代的欧洲正经历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浪潮，欧洲海洋国家控制世界的历史格局，正在形成。
明代成为票友治史的第一选择，曲折的宫廷政治是一方面，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变化是另一方面，黄仁宇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大流行，是第三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清宫戏实在是太多太滥了。
这一点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宫廷戏普及之前，皇帝家族的生活在普通人看来，是很神秘的，现在固然毫无神秘感可言，但我们又知晓了一些什么呢？电视剧提供的常常是错漏百出的历史知识。对于票友治史，我们也应该留一个心眼，千万不要以为市场利润必然带来学术自由，千万不要以为，娱乐化了的史学叙事，就必定增进我们对历史的了解。
吴晗与明史
一本书，一个电视剧出来，大家都在联想，它到底写的是什么。这是很不好的事情。
口述／樊树志(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整理／汪 伟(记者)
吴晗这个人
吴晗这个人很复杂，一言难尽。60年代初我在复旦见过他，他来复旦作报告，讲什么已经忘掉了。当时复旦历史系主任谭其骧先生请了很多有名的历史学者来讲学，完全的干部腔和完全的学者气质我们都见过，而吴晗兼有学者和官僚两种气质。他讲学术，也讲官话、套话。
吴晗最早是研究明史的。1934年他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胡惟庸党案考》，朱元璋杀功臣，首先解决的是左丞相胡惟庸，说他结党，擅权，把他杀掉了，株连者达到3万多人。朱元璋后为了掩盖真相，销毁了档案，情况搞不清了，吴晗在文章里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这是他的成名作。如果这样做下去，前途未可限量。
他热衷政治，喜欢从政，当然是左倾。真正的文人从政，历史上成功的例子很少。钱谦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先投降了清朝，后来又后悔了，开始搞反清的运动。明朝遗老遗少和清朝都看不起他，认为他是贰臣。吴晗也写文章骂过钱谦益，骂得很厉害。
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主管文教。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要求保留北京城墙，但是最高当局为了改善北京交通，视城墙为封建余孽，坚决要拆。这个观点现在看起来很可笑。到了1990年代，从上到下都认为城墙拆错了，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弥补了。林徽因为了此事当面骂过吴晗，说拆了城墙今后要后悔，被她说中了。吴晗身为明史专家，不是不知道城墙的价值，但是作为公务人员，他的想法只能是公务员的想法。
解放后吴晗基本不做明史研究了，编撰了《中国历史知识丛书》这样普及性质的历史读物。1965年，毛泽东说，尽管海瑞骂了皇帝，但是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我们应当提倡海瑞这样一片忠诚而又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吴晗就写了京戏《海瑞罢官》，这是他第一次写京戏，他的本意是要配合政治。没想到，这出戏后来被人与彭德怀罢官的事情联系起来了。此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吴晗的《海瑞罢官》在北京演之前，周信芳在上海演了一个《海瑞上疏》，把棺材抬到了舞台上，表现海瑞敢言的风范，很写实。后来也被批判得很厉害。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对吴晗和冯友兰的评价不高。有些人远望很好，却不可近观；吴晗尤其只能远望。
影射史学与史学危机
80年代曾经有过一次史学危机。因为历史学在“文革”中被搞烂了。那时候流行搞“影射史学”。领导叫你写什么就写什么，叫你怎么写就怎么写。历史学的声誉很低。
中国影射史学向来发达，有传统的，解放之后最严重。40年代吴晗写过一本书叫《朱元璋传》，把朱元璋写成一个大独裁者，大搞特务政治，杀人如麻，疑神疑鬼。这是在影射蒋介石。黄仁宇说过，他不用通过写历史的方式发表政治看法。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不能顺畅地发表自己的政治看法，就通过写历史的方式发表。吴晗写《朱元璋传》就属于影射史学。
吴晗在这本书里还写到“红军”。元末农民起义军戴红帽子，称红巾军，也略称红军。图书检查官看出来这个问题，吴晗说，称“红军”是有历史依据的。事实上也的确有历史依据，当然吴晗这样写，要故意引起别人的联想。
1965年，吴晗再版了《朱元璋传》。他修改了旧作，将朱元璋写成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一个好皇帝。朱元璋滥杀功臣，吴晗最清楚，胡惟庸党案是他的成名作，他自然知道。但在再版的《朱元璋传》里，此事只是略带一笔，就不再多提了。
正统史学对影射史学不屑一顾，因为影射史学并不是本于历史。一本书，一个电视剧出来，大家都在联想，它到底写的是什么。这是很不好的事情。史学和政论应该分开。
解放后的明史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明史研究的高峰，现在要找能够与那个时代的明史学者比如吴晗、郑天挺、孟森并驾齐驱的人，很难。那时候不独明史，整个历史研究都是高峰。解放以后许多年里，明史学界只搞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农民起义，为了贯彻“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这一学说，我这一代人都在研究农民起义；第二个是资本主义萌芽，也是大家都在搞。
现在回头看看，农民起义的研究基本是一堆废纸，能够留下来的成果基本为零，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也有问题，研究的方法，出发点和归属都有问题，最大的成就是为后来的研究收集了一些资料。
当时的研究模式是理论先行，从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中寻找线索。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有一句话：“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学者们的工作就要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所有的讨论都是为了证明这一点。如果研究中发现历史情况和结论相违背，就只把有利于结论的东西公布出来。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先有结论。不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结论最后出来的，才叫科学。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主流史学界已经否定了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大家都看到了，资本主义不仅是一个雇佣劳动的问题，还有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等等基本原则，一个老板雇了十几个工人，家里有两台织机，那不是资本主义。
解放后中国历史学研究有“五朵金花”：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分期，汉民族的形成，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土地制度。这五朵金花都已经凋谢了。明史研究也不例外。
嘉靖朝的文学世界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国四大名著中的三部成于嘉靖年间……
撰稿／骆玉明
一般说到明嘉靖年间的社会与政治情况，总是以负面的评价为多。但是从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来看，这其实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年代。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将中国文学的自然进程分为古代、中世和近代三期，认为近代文学始于明代嘉靖时期，这虽然不是普遍的分期方法，但也足以提醒人们注意嘉靖文学的历史意义。而嘉靖时期的文学变异，首先在于形成了属于市民社会的文化市场，它有力地影响了文学的形态与趣味。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通俗化的长篇小说的兴盛。我们熟知的几部经典性的名著，其形成或流行，均与上述文化氛围有着密切关系，郑振铎认为这改变了中国文学史的面貌。
署名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著于元末明初，但长期以来只是以抄本的形态存在，这限制了它的流播范围。我们现在能够确认的此书最早的刊刻本，就是“嘉靖壬午本”，因前有嘉靖元年壬午1522修髯子作《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而得名(有人认为上海图书馆藏《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年代要更早些，但对此尚有争议)。在《三国演义》流行之后，书商们编著和刊行了大量的历史演义小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景观。挑嘉靖年间几个特别著名的例子来说，有《列国志传》(《东周列国志》的前身)、《北宋志传》(《杨家将演义》的前身)、《英烈传》等等。
《水浒传》的情况要更复杂一些。学界一般认为此书也是产生于元末明初，但也有不少著名学者对此表示怀疑。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水浒传》那种纯熟的具有高度艺术表现力的白话语言，在元末明初没有产生的条件(过去认为属于“宋元话本”的若干杰出的短篇小说，已被证明系根据明代话本伪造)。大概可以这样说：一是现在所知最早的《水浒传》刻本出现于明嘉靖年间；一是即使这部小说在元末明初已经问世，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水浒传》也肯定不是它的原态，明人在刊刻这部小说时，肯定作了不少改动和修饰。在中国白话文学史上，《水浒传》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如果仅从白话艺术的成就来看，恐怕应该更多地归功于明人。
还有一部《西游记》。这部小说也经历过很长时期的演化，我们现在所读到的百回本则是出现于明嘉靖年间(但一般认为其作者为嘉靖间的吴承恩则不确，章培恒先生有考证)。本书现存最早的刊本为金陵唐氏世德堂本，有陈元之《刊西游记序》，末尾署“壬辰夏端四日”。版书学家、前不久刚去世的黄永年先生认为此壬辰“应是明嘉靖十一年而不是一个周甲以后的万历二十年”。《西游记》是一部极具活力的异想天开之作，它将那个远逝的时代的社会气氛传递给我们。
长篇通俗小说的流行不仅由于市场力量的推动，许多传统类型的文人单纯从文学价值上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这表明嘉靖时文学思潮的变化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如“嘉靖八子”之一的李开先评《水浒传》说：“《史记》而下，便是此书。”(《词谑》)而属于“后七子”一派的汪道昆则专为《水浒传》作序，认为它“如百尺之锦，玄黄经纬，一丝不纰”。这些都引导着晚明文学思潮的兴起。
当然，要说清楚嘉靖朝的文学世界，光谈长篇通俗小说是远远不够的。戏曲方面，像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徐渭的《四声猿》，都有力地突破了明前期戏曲的藩篱，而徐渭的短文更是晚明小品的前驱。但在文学史上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毕竟还是长篇小说。(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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