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中国”，是湖南电视自从上世纪90年代操办综艺节目以来，不遗余力打造的形象定位。当大部分电视台还停滞于呆板僵硬的教化模式时，湖南电视转向轻松通俗的娱乐，迅速换位成功，轻装上阵，并步入市场化、产业化的快车道。

    但“过度娱乐”，“品格不高”的批评也一直伴随湖南电视。随着旗下中国第一娱乐品牌“超级女声”日益壮大的名声有增无减。

　　 相比之下，9月刚刚亮相的新栏目《变形计》，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并引发诸多思考。它能否擦去湖南电视“过度娱乐”的这块阴影？
　　
　　 9月，“变形”PK“超女”？
　　
　　 9月，超女们的比拼进入最后冲刺的白热化阶段。同时，一档名叫《变形计》的全新节目，也悄然进入湖南卫视19点30分的黄金播出时段。
　　
　　 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一个名叫魏程的网瘾少年，一个名叫高占喜的农家子弟，还有一对彼此问题多多的母女，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在角色交换这个本身极具娱乐意味的前提下，他们各具特色的言行举止，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成为网友和各大纸媒追捧的流行和争议的焦点。节目本身也成为专家学者们研究的又一个案例。这些暴露在摄像机镜头下毫无表演经验的普通人，俨然成为了继“超女”之后新的电视明星。
　　
　　 或许连主创者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节目引发的强烈社会反响里，称赞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的评价占据多数。这个难得的“良好”二字，一定使近年来被“超女误导青少年，有负面社会影响”等批评缠绕的湖南电视听起来备感舒服。
　　
　　 一种更高级的娱乐？
　　
　　 一家内地电视台刚刚亮相的新栏目，之所以能在短时间里获得全国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首先得益于湖南电视本身强大的品牌关注度。而娱乐，正是这块品牌最抢眼的成色。
　　
　　 获得良好口碑的《变形计》，其实也未曾脱胎换骨，脱离娱乐的本质。只是它不再是像超女那样纯粹的娱乐。它加入了新元素，是更巧妙、更软性、更高级的娱乐。
　　
　　 摄像机镜头前一位角色交换、阶层变更的普通人生活，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娱乐性、戏剧性，能满足观众的窥视欲望和多重期待心理。真人秀最讨巧的草根性、娱乐性，与荧屏上缺失已久的纪实元素、教化功能结合起来，《变形计》看上去更像一单元一单元的新闻连续剧，而不仅仅是让人发笑发呆的纯娱乐。和影响巨大的《姐妹》、《我的留学生活》这类纯纪录片比起来，它不需要拍上一年甚至两年。它是快餐化、轻巧的纪录片断，但它的原汁原味，也正是纪录片的精髓所在。
　　
　　 从今年开始，各地一窝蜂的娱乐电视选秀节目，已开始让大众产生巨大的视觉疲劳和逆反心理。纯娱乐几乎走进一个死胡同。《变形计》或许暗示，只有当娱乐嫁接、杂交了更优良、更新鲜、内涵更丰富的元素，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
　　
　　 当各大电视台还在为一台选秀娱乐节目大动干戈绞尽脑汁时，湖南电视已开始寻求娱乐性与社会性之间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使它在激烈的竞争中又超前了一小步。网上已经有人恶作剧地预计，跟风《变形计》的各大电视台长长的栏目名单。
　　
　　 变形背后的真实？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在为湖南卫视这档新栏目取名时，制片人李泓荔灵光一闪想到了卡夫卡这部有名的《变形记》。
　　
　　 “‘变形’，原本被卡夫卡用作‘异化’的意象，但我们用它，比较套话的解释是‘另类制造老百姓的故事，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影像版’。”李泓荔说。
　　
　　 而这些另类故事，最吸引人的，恰恰是那些变更生存环境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虽然粗糙，但是真实。它给了观众心理满足，触及更深处的一些东西，有一种传道式的令人奇怪的心理安慰。
　　
　　 但真实背后还有真实。有一种真实是，《变形计》的主角其实不是那些参与者。而是那台看不到影子的摄像机。它是现代声像媒体的象征，也象征激烈的传媒竞争中自我更新与超越的需要。它整合大众的一切，以为己用，并追求多重利益的最大化。
　　
　　 还有一个最大的真实是，生活永远无法替代。
　　
　　 不得不承认，湖南电视总有一种忧患和创新意识，促使观众不断去关注它推出的新东西。
　　
　　 当然，《变形计》仍然不是十足的原创节目，还是向国外电视节目学来的模子。有许多评论认为，湖南电视的过度娱乐化已经让娱乐立台的湖南电视越来越趋于单一化、程式化，过度娱乐迫使它不得不需要一种触底反弹。与其说，《变形计》是与超女PK的湖南电视新栏目，不如说它是一块散发香味的橡皮擦，试图擦去因为“超女”引发的湖南电视“过度娱乐”的阴影。
　　
　　 因为娱乐，可以是一种底色，但绝不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