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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有多可怕？艾滋病人有多可怕？这问题我没法直接回答，我曾经反问过一个提问者：他们可怕吗？从第一次和HZV病毒携带者面对面交谈、握手乃至吃饭，到现在已经有三年多时间了，我没发现自己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依然生龙活虎，体壮如牛。我不仅没有感染这种看似可怕的病毒，反而对这种病，以及它的感染者群体有了真正的清晰的认识。
在《真情》栏目组时我不是第一个做艾滋病题材的编导，在2000年《真情》尚在中央套播出的时候，就有同事做过内地第一个公开姓名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宋鹏飞的故事，当时我就坐在现场，说实话，我被深深触动了，当这个群体的身体被病毒折磨的时候，他们的心理被摧残得更大。一个风华正茂的英俊少年被周围的人当成了妖怪，这样的命运怎么能不让人感叹，在这之后，我做了三期艾滋病题材的节目，被同事们戏称为“艾滋专家”。我不是故作深沉，故作高明地要炫耀什么，之所以做了三期，可能还会接着做四期、五期，之所以在这里重写这几段经历，是因为还有太多太多的人不了解艾滋病，是因为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真正认识艾滋病患者，能够真正地关怀这个弱势群体。
2001年11月的某一天，我在《南方周未》看到了记者寿蓓蓓发的一组文和图片，讲到了河北武安县青年男子王为军的悲惨现状：艾滋病夺走了他妻子的生命，艾滋病毒又侵入了他的女儿王凯佳的身体，而小凯佳只有4岁啊。 我当时就有一种冲动，要把他们父女的故事搬上屏幕。
我给寿蓓蓓打了电话，她很热情地告诉我一些线索，同时也很郑重地嘱咐我，到了当地一定要听一个人的话，一节行动听指挥。这个人是当地某报庄的记者，原谅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估且叫他“带头大哥”吧。我答应了寿蓓蓓，但是心里还是有些纳闷：不至于那么严重吧，我只是去采访个体，又不涉及到什么批评报道。难道这中间还有什么不为人所知的隐情吗？
火车一路北上，我和我的老搭档摄像刘湘在河北刑台市下了车。接我们的“带头大哥”个子不高，人很结实，有着北方人惯有的热情。跟他仔细聊了一下，才知道对王为军的采访并不简单。艾滋病是怎样侵入这个家庭的？这里面有着复杂的背景。“带头大哥”娓娓道来，把我们听得是血脉膨胀，义愤填膺。
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艾滋病”三个字是和“性”这个词挂钩的，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我都简单的认为患有艾滋病的人多半和性行为不检点相关联，当然被传染的孩子例外。但是这一次，我听到了前所未闻的真相。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很长一段时间的，北方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存在着为数不少的非法采血点，少数称为“血头”的人利用一些非常简陋甚至不符合卫生条件的设备牟取暴利。比如一支采血用的针管可能会使用多次，这当然会导致传染病的流行。而且“血头”从附近组织来的“血民”大多没有经过严格的体检，只要其中一人携带艾滋病毒，就会有多人面临灾难：一方面是同时采血的人可能会通过针管、血浆血清分离器感染；另一方面，被污染的血液可能会转到某些个体医院从而感染那些输血的患者。王为军的妻子就是在当地一家私人医院住院时输血被感染的，紧接又在给孩子喂奶的过程中传染给了王凯佳，而且这种情况绝不在少数，不少人因为去个体医院冶病输血而在不知不觉中艾滋病魔俘获了，他们就象无辜又无助的小羔羊，而那些“血头”简直就是杀人不见血的魔头！
我们到达河北的时候，王为军和给他带来屯运的私人医院之间的官司还没有结束。那家医院的院长在当地颇有势力，一些受害人敢怒不敢言，还有一些受害者拿到一点点赔偿费也就算了。只能王为军这个小人物整出了大动静。“带头大哥”告诉我们，那家医院现在是绝对不接触媒体的，我们出现在医院肯定引起激烈的反应，即使我们单独去拍王为军，对方也会觉得我们是他的支持者而设下重重障碍。因此我们下去采访要有相对的保密性。
我们没有和当地的宣传部门接触，三个人秘密租了一辆车就下乡了。去王为军所在的镇子要先经过那家医院，我们把车停在了医院门口，没有摇下车窗，透过玻璃静静地拍下医院的招牌。我很想下去采访，被“带头大哥”阻止了，我忿忿不平。
“我真想当面问问这个院长，他赚了这么多亏心钱，难道不应该主动赔偿一此吗？”
“没必要和他们纠缠，你们主要是拍摄王家父女两人。”
“有那么可怕吗？”我还是不甘心。
“上次寿蓓蓓白天到医院采访，晚上就有人到她住的酒店里查她，她立刻改变了行程，提前一天走了。”
“我就不相信他们有那么嚣张。”
“也许不会做什么吧，谁知道呢？小胡你不知道，我们这里一直是产煤区，四周有很多废弃的矿井，深度都有几百米，里面丢两个人下去根本没人知道。前不久还有人在废矿里发现了一具尸骨，向公安局报了案。”
“我靠，太黑了！”刘湘嚷嚷道。说真的，我的这位摄像兄弟相貌绝对算得上清俊一类，这个时候脸也气得有些变形难看了。
“做我们最该做，最要紧做的事情吧。”“带头大哥”轻轻说。
说话的过程中，车已经开出去了老远，没有关严实的车窗玻璃缝隙处透来阵阵寒风。我忽然感觉到，北方的初冬原来这么冷。
王为军住的镇子离刑台市也就四五十公里，我们没花多长时间就到达了目的地。
根据“带头大哥”的指引，我们在一座普通的宅院前停下，事先得知消息的王为军迎了出来，他的个子比较高，人很瘦，特别醒目的是留着一头当地很少见的长发，凌乱地垂到了肩头、后背。我笑着问他怎么这么新潮哦，他告诉我妻子去世发后他变没剪过头发，他要一直留着，直到打赢和医院的这场官司。
在接下来的两天采访时间里，我更能体会到王为军的心情，体会到他的执拗，他不仅坚定着自已找赢官司的信念，而且在他们父女俩因为疾病被视为异类的镇子上，他更张扬地用长发显示：我就是和你们不一样，但我在好好活着！
这个镇子是有着上万人口的大镇，街道众多，平日里也算热闹，但这份热闹与王家父女两人没有关系，王为军牵着小凯佳行走在街道上时，人们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了，他们的身影总是显得那么孤零零的。我们单独采访了镇上的一些大人和孩子。大人们几乎都知道小凯佳得了“怪病，表示不会和王家主动交往；孩子们则说，爸爸妈妈不让他们和小凯佳一起玩。小凯佳在她如此小的时候，已经被社会孤立了。
我曾经长达几十分钟地静静地看着王凯佳。凯佳其实长得非常可爱，齐耳的短发，大大的眼睛，圆圆的鼻子，漂亮的小嘴，说起话来童音娇脆，非常动听。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感染了多么严重的病毒，也没有意识到爸爸心头的沉重，她只是知道好多小朋友都不跟她一起玩，即便这样，也影响不到她的好心情，她特别爱笑，笑起来又特别可爱。看到我们为她带来了零食和水果，她开心的笑声让整个屋子都显得生气盎然；当她熟练地急停急转玩起自己的儿童小滑板时，那因为运动喘气而变得急促的笑声驱走了冬日的严寒。
我们发自内心地喜欢这个小姑娘，她越是漂亮可爱，我们就越心痛。当她还在母亲怀里吃奶时，还对这个世界几乎毫无认知时，却染上了这个世界上一度被认为是最可怕的疾病。如此残酷的命运更让我们对那些作恶的家伙恨得咬牙切齿！
这个中午，我提议和王为军父女一起吃饭，征求刘湘的意见，他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不是在冒险和艾滋病人一起吃饭就象和你任何亲朋好友吃饭一样没有危险的地方之前我们从“带头大哥”那里首次获得了关于艾滋病传染的正确知识，艾滋病毒基本是通过三大途径传播的：血液传染、性传染、母婴传染，除此之外你就是想感染艾滋病恐怕都需要运气。艾滋病毒在离开人的体液后会立刻死亡，不会通过空气、水或者简单的接触传播。有了理论做武器，我们的行动当然坚决。
我另一个愿意和他们吃饭的原因是出于自己的本性,打小我就是一个同情弱者的人。童年时谁家的孩子得了传染病没人理会我就会带妹妹和他一起玩耍。接种了乙肝疫苗后我更加肆无忌惮，中学时和同宿舍的肝炎同学共用过一个饭盒，大学时也曾经抓起一个乙肝女同学的杯子一饮而尽。我之所以选择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出一点风头，而是愿意给他们一点平和的心态，一点在社会圈子里没有被歧视的信心。
那顿饭是在王为军的一个亲戚开的餐馆里吃的，我记得有一个羊肉火锅，还有很多大鱼大肉，这也是为他们父女俩考虑。当时王为军因为给妻子治病负债累累，生活很清苦，很多时候第餐饭只能给小凯佳下一点面条，荤菜都很少见。凯佳吃得很开心，我想不仅因为有这么多她平时很少吃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有这么多人陪她一起吃饭。这种热热闹闹的的气氛在她的印象里大概从来就没有过。我们三个也吃得很卖力，为了让他们父女俩觉得自然、温馨。其实那顿饭菜做得水平绝对一般，但我却知道，这将是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一顿饭。
在武安县拍的最后一个镜头是镇子的远景，冬日的寒风中，小镇显得异常冷漠。我的脑海里一下子涌现出《失乐园》的音乐，淡淡地笼罩在这华北平原之上，后来我在片子里用了这段音乐，这淡淡的哀伤里实际寄予了我对小凯佳未来日子无限美好的希望。
在带头大哥的带领下，我们静悄悄地离开了，就好象从来没有来过一样。
一年之后，我又和刘湘静悄悄地进了华北平原的一个小村庄。不过这一次不是在河北省，而是到了河南。到了因艾滋病而大名鼎鼎的上蔡县。
那一次外拍在我头脑里留下的三个关键词就是寒冷、泥泞、压抑。
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情况可谓中外闻名，但我们去的不是文楼村，而是附近的另外一个村庄。中原大地贫困的农村更是对十年代因非法采血导致艾滋病的重灾区，被艾滋病席卷的村庄在当地除文楼村还有好几个。
这一次给我们当向导的是北京的一位摄影爱好者卢大哥，卢大哥虽然年已不惑，但是喜欢奔波在全国各地拍作品，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是他作品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即将去的村子是他这一两年来经常踩点的地方，对他来说轻车熟路。
从驻马店市下火车，我们就遇到了2002年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虽然不大，但也让刚从尚且温暖的湖南赶来的我们颇不适应。我们仨租了一辆破旧的微型面包车前往上蔡县城，一路上冷风不停地从车的各个缝隙往车里灌，把我冻得直哆嗦，一心盘算着快点到了县城赶紧去买两件衣裤加上。可你越是着急还越不如意，面包车开了一半多的距离后突然熄了火，司机多次努力就是发动不了。我感到越来越冷了，算了不能再等了，我们拎着众多的设备下了车。更惨的是，车坏的地方早已被雪水弄得泥泞不堪，我们仨在泥水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负重而行。泥浆浸湿了鞋，又溅满了裤腿，我的双脚渐渐地麻木，很快就没有了知觉。这时候我甚至想如果有一辆出租车能开到面前，我愿意掏光身上所有的钱给司机。
出租车始终没有见到，一辆摇摇晃晃的破旧中巴车开到我们身边。大伙狼狈不堪地挤上了车。车里已经挤满了当的乘客，他们衣衫陈旧，在阴冷的天气里个个几乎都阴沉着脸。车内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味道。一路上不停地有人招手上车，人越来越多，刘湘被挤得扒在了摄像机箱上。我感觉这辆老爷车慢得象蜗牛一样，不过谢天谢地的是，它总算把我们送到了县城。
在上蔡县城，我加了衣裤，买了围巾，又找个地方烤了半个钟头的火才缓过劲来。卢大哥这时候组织我们做了两件事，第一是每人买了一双雨鞋换上，因为村子里的路更加泥泞；第二，我们找到一家小旅馆，开了一间10元的房子将摄像机以外的全部行李放了下来，接着又弄了一个麻布袋将摄像机装好，因为当地的某些部门干涉新闻采访我们只能进行暗访。
刘湘对卢大哥说，没有那么严重吧。老卢认真地告诉我们，任何人到村子里去采访艾滋病事宜都会被村头巷尾的“暗哨”盯上，他们迅速报告给有关部门，然后就有人出来制止你的采访拍摄，劝服不了就会动用武力。老卢有一次就被群殴，胶卷也被他们毁了不少，最后侥幸脱险。
如果说在河北暴力还只是停留在语言和想象中，那么现在曾经的受害人就实实在在地站立在我们眼前。为了采访的顺利，我们顺从地按照老卢的话去做。离村子还有一里多路，大伙下了车，因为害怕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们沿着一条一脚下去能陷进半条腿的泥巴路前行。接近村口时，老卢的“内线”来接我们了，这个小伙子不仅对各家各户的病情了如指掌，而且他的整个家庭在村子里小有势力，在有冲突的情况下能避免很多麻烦。
进村接触村民以后，我们的心被深深地震憾了，这里倒是不存在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因为，这里的艾滋病情况严惩得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村子每家每户差不多都有艾滋病患者或是感染者，一个、两个、三个甚至更多，一家两代几口人全部染病的情况都有。更让我难过的是，村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说起艾滋病就象说起感冒发烧一样稀松平常，不再有慌张，不再有恐惧，只是有对贫穷所带来的饥饿的惶恐。对死亡的态度好象也很平淡了，丧乐在村子里会经常想起。当年近乎疯狂的采血行为让卖血的大批青壮年成为村里最早的受害者，如今他们多半已经亡故了，村头坟头密布，新坟也有近十个，很多家庭只剩下祖孙两代人，老的拉扯小的，生活极其艰难，恐怕连四个抬棺的健康小伙子都找不齐了。
因为雨雪天，村里的道路状况一样很差，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里穿行，身前身后的不远处时常会有可疑的人影一闪而过。我们在户外很少说话，摄像机也严严实实地放在麻布袋里，只有走进室内才开机拍摄，出门时又迅速收好，我时时紧跟在刘湘的侧后方四处观察，防备有人斜刺里杀出偷袭我们的设备。即使我们再小心翼翼行踪还是暴露了，这大概是因为我们比村民光鲜一点的衣服和陌生的面孔泄露了秘密。视线所及之处曾有两次出现干部模样的人对我们指指点点，但终究没发生什么意外。这应该是“内线”时刻跟在我们身边，保护得力的缘故吧。
我们最主要的采访对象是一个只有15岁的小姑娘，她叫晓蓉。她自己没有感染艾滋病毒，但是她主动成了十几个艾滋孤儿的老师。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因为艾滋病身故了，他们既受到经济困挠，也会因为感染病毒而受到当地学校的排斥，因此晓蓉的行为算是给他们帮了大忙。我们忠实地记录了，晓蓉接孩子上学、上课、送他们放学的全过程，刘湘在跟拍他们行进在雪地的脚步时险些滑了一跤，那一下可把我吓得不轻，咬咬牙，又鼓励刘湘接着拍摄。在中原冷酷的风雪里，我们象《小兵张嘎》里的游击队员一样，在墙角旁，草垛边悄然穿行。因为自然的和人为的因素加在一起，给外拍工程带来这么多的麻烦，这在我的采访生涯里是最难忘的一次。
在那个冬日里，我更加深切的了解到这些艾滋病受害者的内心愿望。他们有太多的无柰，他们渴望贫困的生存状态得以改变，他们希望自己被外界了解，他们希望整个社会不要把他们排斥在外。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愿望，当我们在夜里九点临时闯进一户人家准备将他们的孙儿带到湖南录节目时，即使只是贸然见面了5分钟，两位老人也毫不犹豫地把孙子交给了我们。当卢大右面背着小男孩在漆黑不见五指的泥路上缓慢前进时，我能深深地感觉到艾滋病患者今后背负的困难将是多么的沉重。
艾滋病患者不一定必须面对死亡，美国创立的“鸡尾酒疗法”能有效地给生命以保障，但是该疗法暂时只能缓解症状，不能根除病魔，每年的治疗费用高达十万元左右，根本就不是这些村民所能承担的。当地政府已经开始给患者补助，每人每月五十元代金券，该券只能用于治疗艾滋病。我用现金换了几张，这种上面印有红丝带的代金券将在我的记忆中永存。
五
出现在我眼前的这个年轻男子长得文文静静，脸略方，眼睛炯炯有神，口鼻的线条很柔和，说话的声音轻轻淡淡，听起来很受用，他的身高有一米七六左右，在南方也还算得上高大魁梧，这么一个人在日常生活里绝对象一个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有为青年，可是实际上他的身份介入了三个边缘人群，他曾经是一个吸毒者，也是一个同性恋者和艾滋病毒携带者。
他叫晓普，应该不是真名，但周围的人都那么叫他。相比前两次的采访，这一次三月天来到云南真的是暖意融融。不仅气候好——昆明早就是草长莺飞，柳绿花红，而且拥有良好的采访环境：晓普当时正在云南省戴托普药物依整治疗康复中心里治疗，那里的工作人员非常配合我们，为我们介绍了各种情况并提供详细的资料。
云南是艾滋病在国内较早扩张的省份，大家对艾滋病的科学认知程度较高，态度也较为宽容，在戴托普康复中心里尤其如此。戴托普是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在这里不但用药物来戒毒，而且从心理上来保持戒毒效果，让患者真正远离毒品。载托普会营造一个小的良好的社会环境，让进来的人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消除歧视，同时还在可能的条件下创造学习一技之长的机会，最终让曾经的药物依赖者能健康地走向社会，并且被社会真正地容纳。那一天我看见不少戴托普的学员正准备去一家医院做义工，另外一些人则在打印资料准备外出宣传，而晓普自己也预备了一些有关艾滋病的资料，晚上他要去一家热线电话做义务接线员。整个治疗中心里既忙忙碌碌又秩气井然，而且活力十足，让我感觉这里根本不象是曾经的吸毒者聚集的地方，倒是仿佛置身在一所青春洋溢的大学里了。
晓普虽然只有二十六、七岁，但经历也算得上曲折。他上完中学以后就去了一家夜总会工作，在那里他结交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受他们影响，工作了一年后，晓普就慢慢开始接触毒品，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和许多吸毒者一样，晓普内心里充满了矛盾和悔恨，但他根本无法自拔，那个时候唯一让晓普感到安慰的是他在夜总会里认识的女朋友菲儿，菲儿人漂亮，歌也唱得不错，他们的感情甜甜蜜蜜。甜得让晓普觉得未来的生活还有希望。晓普吸毒是瞒着菲儿的，两人在一起时，晓普毒瘾犯了会找借口去卫生间给自己注射，满足了毒瘾后他会象没事人一样重新出现在菲儿的面前。
晓普给我讲述这些的时候语气仍然是淡淡的，窗外的春风柔柔缓缓的吹进来，在每个人的脸上轻轻抚摸，似乎根本不用理会屋里的语言透露出来的点点酸楚。
“我那时以为自己为了菲儿会改变的”，晓普侧过脸，看着窗外，“可是有一天，当我急急忙忙冲进卫生间时，看见了她在里面惊慌失措的样子，我一下子傻了。”
“她也正在注射毒品？”我感觉自己猜到了答案。
“不，当时她没注射，但是她身边的地上丢着针管，我可以肯定那不是我用的。”
我的心一下一阵子揪紧了，替晓普有一种深深的难过。“她也是个吸毒者，这一点你确定了。”
“对，她是。而且她其实一直知道我吸毒，但我却是被她瞒住了的。”
这不期而遇的真相好象在晓普的脑袋上重重击了一锤，两个人的关系至此不再和谐，虽然双方以后都还在努力维持这段感情，但美梦的破灭让晓普的心渐渐冷却，两个人终于无柰地分手了。
之后晓普想去戒毒却总她不成功，非但如此，空虚痛苦的生存状态加上某些诱惑又让他步入了同性恋者的行列。
“你和你女朋友现在还有联系吗？”我问晓普。
“刚开始我们保持朋友一样的关系，后来就慢慢失去了联系。两年后，我听到一个朋友提到了她。”说到这儿，晓普有神的眼睛一下子黯淡起来，“菲儿死在了大街上，死的时候人好瘦好瘦，很长时间都没有人管。”
我无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慢慢扩展开来，久久不散。
我不想把晓普日后坚定的戒毒生活牵强地和菲儿之死联系在一起，但这其中应该有一些关联。我没有残忍地对晓普追问下去，不论是菲儿到菲儿对他的鼓励和祝福，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晓普成功地戒毒了，并且开始做很多让他自己充实同时也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在湖南录制现场节目时，戴墨镜的晓普勇敢地摘下了墨镜，他在用自己的行为告诉同伴，艾滋病人群首先自己就应该有勇气，自己不要把自己当成异类，自己应该坦然地面对生活、面对社会，这样，别人也才会真正地尊重你。现场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聚光灯下，我想晓普完成了自己人生的一次升华。
晓普的节目在观众里颇有影响力，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居然还留下不少后遗症。节目是在2003年5月份播出的，一年之后，晓普给我打电话，说压力很大，经常有人认出他来并指指点点，问我们能不能把湖南卫视网站里关于他那期节目的图片去掉。我有些感慨。我联系同事把他的现场节目照删掉了。在这之后的几个月中，晓普又给我打了几个电话，告诉我哪个网站上还存在有转载的图片，希望我们帮忙下掉。我的忧虑又渐渐加深了。难道大家就不能给他们一个宽松的环境吗？难道大家不能给予爱护和帮助，给他们一个亲切的微笑行吗？
今年春节，温家宝总理看望并慰问了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患者。我们有理由相信，艾滋病人群的奏就要来到了。
割腕和壮士断腕
——小记一期没有播出的节目
胡波
列位读者，你们在工作环境中亲眼目睹过有人自杀吗？
实话告诉大家，我看过！
你们觉得电视导演会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发疯吗？
实话告诉大家，我差点就疯了，至少失忆十分钟。
你们有没做过什么“丑事”，一不小心就登上了各大网站的头条？
实话告诉大家，我上过，丑事传千里嘛。
你们猜测一下我以“丑事”使栏目“扬名”后，当月薪水是涨还是降？
实话告诉大家，……唉，这事我还真没法说实话，你们瞎猜吧。
从事电视这一行已经有六、七年了，能记住的事不多，但是2003年5月23日必将成为我入以来记忆最深刻的一天。这天下午最高潮的那一刻至今都还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在节目现场舞美的背景板后面，一个长发凌乱的女人拿着一块拇指大的小铁片发疯似地割着自己的双腕，手上鲜血淋漓；我疯狂地冲过来抓住她的双手，歇斯底里地对着她大喊大叫：“大家都在帮你，你怎么能毁掉大家的心血呢？”……
这个女人就是我那期节目的当事人龙某，如果事先知道她能疯狂强硬到这个地步，我们当然不会接受她的委托，但是实际上，她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是完全相反的形象——一个多年来饱受委屈的柔弱女子。
一个月前，正在办公室里四处搜寻题材的我接到了楼下门卫转来的电话，是广电大楼附近的一个盒饭店老板打来的，她说有一个女孩趴在她在她店子里的餐桌上使劲地哭。她问了一下，女孩告诉她，自己已经被父亲赶出门好几年了，可是最近女孩的父亲得了癌症，女孩特别想回家又不知道该怎么办，问我们可以帮忙吗？如此有孝心又不记仇的女儿我们当然要帮！我急忙跑到楼下去把女孩接了上来。
龙某刚进我们办公室的时候脸上还依稀可见泪痕，她很健谈，我先让谈说说她和父亲怎么到了今天这种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她却并不完全按照我的思路走，而是从她小时候讲起，完完整整地叙述她的成长史，恋爱史蒂文森婚姻史，偶尔夹杂一点和父亲的关系，虽然没有直奔要领，但我好歹也算听明白了。
打小龙某就是家里的娇娇女，父母哥哥都很宠她。从小要什么家里就给什么。但是1996年她20岁的时候母亲因为肺癌去世，从此她的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她说母亲去世前照顾得并不周全，加上母亲去世半年后父亲又找了个继母，从小脾气倔强的她开始与父亲不合，双方的争吵越来越升级，直到第二年父亲把她赶出了家门。此后，她独自闯荡社会，打过工，也做过小生意。2002年她与一个怀化当地人结婚了，当时父亲送了很重的礼——18000元现金，她觉得父亲其实还是痛爱自己的，因此就有了和家时和解的念头。2003年父亲过60大寿，她送了一些礼准备回家，可是又被父亲骂了出来。她觉得很伤心，现在父亲的肺癌已经很严重了，她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能见到父亲，和父亲重归于好。
龙某所说的故事当然动人，可是她的叙述方式让人有点别扭，她说话的主导性很强，似乎总是想带着你向某个目标前进。我在听的过程中经常提出一些疑问和假设，她通常不正面回答，并且会想都不想就否定我的猜测。她特别乐于表述自己的优秀素质，她爱炫耀自己的恋爱史，她甚至拿出一叠厚厚的类似小说家的写满字的稿纸，说现在已经离婚的自己还想找到过去一个只交往了几天的恋人。老实说，我对龙某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这个人过于强势了，而且性格很倔，不容易把握。即使有这样的印象，但我还是决定操作这一期节目，我对制片人陈晓冬说，做龙某的节目可能会有一点点风险，她说的不一定全是实情，可是她的的愿望很美好。父女如能重归于好，我们就可能打造出一个精品节目。
抱着美好的目的，我们踏上了怀化的土地。采访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很多东西和龙某说的不一致。龙某的父亲和哥哥告诉我们，龙某原来很叛逆，中学没读完就曾经混迹社会，母亲去世后她就经常在家里闹，不把她赶走家里就没法安宁等等，这些说法印证了我们心头的疑虑，可是我依然执着，我想双方虽然有很深的矛盾，但是只有大家以诚相待，愿意冰释前嫌，节目就有必要做下去。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的想法只能苦笑两下，每个人都有倔强的一面，我也不例外。当我从开始就认定父女和解切实可行时，就把所有的工作向这上面靠拢，把所有能想到的可能性往上面累加，完完全全忽略了可能的不安定因素。那个时候，我说服了病床上的龙父，让他在我们录制现场时接听龙某的道歉电话。我完完全全没有想到，一场巨大的危机正缓缓向自己走来。
5月23日，当我完成了外采节目的制作后，现场节目录制如期举行，当期的现场嘉宾是原《玫瑰之约》的主持人郑慧玲。龙某一上来所讲的话就让我们大吃一惊，首先，她告诉大家，她的母亲是被父亲谋害致死的。她说她的父亲对待母亲的治疗态度很是消极，最后的一段时间不让母亲住院而是让她住回了家里。一边讲述龙某还一边拿出了一个药瓶，说她父亲给母亲在家用的药和在医院用的药不一样，这种药是可以致人死亡的。主持人汪涵、仇晓肯定没料到她会这样开场的，但他们还是以自己的职业素质稳住场面，将龙某往节目主题上引导。场下制片人有点诧异地看看我，我示意继续录，有点矛盾也许能让节目更精彩，不合适的话剪掉就行了。
接下来龙某又曝出了第二个“惊天大秘密”：她的父亲找医生上门给母亲治病，但就在某一天，父亲指使这名医生把她给强暴了！龙某说得还特别细致，就好象是真的一样。
“我被强暴的时候，病重的母亲就在另一个房间，为了不刺激母亲，我紧紧的抓住床板，一声不吭……”。
郑慧琳肯定在上面听懵了，好半天张着嘴不知道该说什么。制片人也百思不得其解地望着我，我咬牙用手示意继续录，我不想打断现场的情绪，希望龙某讲完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后，能回到和家人重归于好的正题上来。
没想到龙某这之后又丢出了第三颗“定时炸弹”。“父亲把我赶出家门后，我因生活所迫，做了一段时间的三陪女……”我彻底气晕了！她说的这些东西事先根本没有和我们交流过，可能她不太懂电视现场录制，以为这是现场直播，搞这一番突然袭击想彻头彻尾地把她父亲搞臭！她哪里是要和父亲和好啊，完全是要置她父亲于死地！
制片人和我忍无可忍，一起上台中断了节目现场录制，我们仍然压制着心头的怒火，竭力平静地和她交流，“我们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就是为了让你们父女和解，让你重回家里，你怎么不能理解大家的苦心呢？”陈晓冬耐心地劝她。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龙某的眼神很执拗。
“你对我们说要和父亲和解，可是录了这么久，你没说过他一句好话。”我竭力压抑着心头的怒火。
“他本来就不好！你们还录不录节目了？！”
“如果你没有善良的愿望，我们就没法录下去了。”
这句话说完，龙某猛地站起来冲下舞台，然后就出现了割腕的那一幕。
我夺下她手中的小铁片后，自己也有些晕晕乎乎了，我确信自己在某几个瞬间失忆了。在这之后好象保卫人员把龙某带到了保卫处，好象她还拒绝让我们包扎，好象汪涵还进了保卫处给她讲了很久的道理，但是她一直情绪激动嚷嚷着要回怀化……
这件事情栏目组一直很低调没有主动宣扬，一个星期后，《湖南广播电视报》以《真情力阻过激女》为标题报道了这件事，一时间多家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纷纷跟进报道，大家大多很客观，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媒体指责我们拿割腕当噱头。
噱头？可笑，没准写这文章自认为高明的这位文豪还以为整个事件都是策划的呢，他岂不知道自己写文章说我们制造噱头其实也是为这噱头填了一把力，你什么都不说就最没噱头。能体会到我的苦闷和愤怒的人肯定不会这么说。
确实苦闷，这起割腕事件让我在栏目组里消沉了一个多月。更让人苦闷的是，在当天晚上护送龙某回怀化的车上，不愿再和她争吵的我睡着了，迷迷糊糊之中感觉她在用手捏紧了我的左手腕，我急忙恶狠狠地将它甩开。她的动作也太肉麻了，我几乎要将脏话骂出口。
古人云：壮士断腕，看来我不是壮士，虽然觉得左手被弄脏了，可我真没勇气断了它。那晚翻山越岭花了九个小时才将龙某送回，一路上我清晰地听见了自己心中的那一声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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